专访 | 近年中阿出版合作繁荣之下的隐忧

薛庆国

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扎耶德阿拉伯语与伊斯兰研究中心主任

阿拉伯国家出版业处于困难阶段

记者：阿拉伯国家出版市场的现状是什么样的？

薛庆国：

阿拉伯语出版市场是一个拥有22个阿拉伯国家、3亿多人口的大市场。据统计，目前阿拉伯世界共有约1000家常年经营的出版社， 另有约1000家非常年经营或兼营他业的出版机构。近年，阿拉伯各国每年出版约35000种图书，总印数达4亿多册，其中多数为大中小学教材，目前每年图书市场的规模约为10亿美元。埃及和黎巴嫩仍然是阿拉伯出版业的中心，阿联酋、卡塔尔等海湾国家近年来加大了对文化出版业的资助力度，设立了丰厚的鼓励出版、著述的大奖，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阿拉伯多国处于战乱、动荡或危机之中，特别是叙利亚、伊拉克这两个传统上的阿拉伯地区文化大国陷入战乱，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国经历着严重的经济危机， 所以阿拉伯出版业目前处于比较困难的阶段。除了战乱、动荡等，阿拉伯出版业还面临民众文盲率较高、发行渠道不畅、侵权盗版难以遏制等困难。

就图书出版的种类而言，教材、宗教类图书和实用性生活类图书销量最大。此外，阿拉伯读者对阅读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也很感兴趣。近些年来，阿联酋设立的“阿拉伯小说布克奖”（又称“阿拉伯小说世界奖”）、卡塔尔设立的“卡塔拉阿拉伯小说奖”奖金都十分丰厚，促进了小说的创作和出版发行。外国文学、尤其是欧美文学在阿拉伯图书市场中也一直占有不小份额。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还设立了奖金丰厚的翻译大奖，这对翻译活动的活跃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我国译介阿语作品严重不足

记者：请您分享阿语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出版情况。

薛庆国：

总体而言，我国对阿拉伯语作品的译介做得还很不够。译介到国内的阿拉伯语图书多数是文学作品。迄今为止，这类译介的文学作品共有200多种， 单就数量而言似乎不少，但其中大多数译作都是改革开放后一二十年内出版，新世纪以来出版的译作不多。这与中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有关，也与图书的出版发行逐步市场化有关。和世界主要大国相比，我国译介出版的阿拉伯语图书的种类和发行量均严重不足，这是导致我国民众乃至知识界对阿拉伯世界缺乏深入了解的主要原因之一。一提到阿拉伯世界，很多中国人就会联想到战乱、落后、宗教极端和恐怖主义，这种认知显然是片面的。当代阿拉伯社会丰富多彩，阿拉伯知识界各种思潮的激荡碰撞十分活跃， 阿拉伯文学有其独特魅力， 阿拉伯人民对中国普遍持有好感。阿拉伯国家与世界的互动越来越复杂和深刻，那片土地、那里发生的许多事情，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都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深远影响。何况阿拉伯世界位于“一带一路” 的交汇之处，政治、经济地位都十分重要。所以，通过阅读来深入、全面、客观地了解阿拉伯世界，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正在步入世界舞台中央的大国而言，是十分必要的。

除了应该继续加强对阿拉伯文学的译介外，我们还应多译介一些有关阿拉伯文化、思想的作品。譬如，我们现在强调国内伊斯兰教发展应该“去极端化”， 有部分穆斯林学者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宗教极端”是无神论语境下国内专家创造出的新名词。其实，如果了解近代以来的阿拉伯思想，就会发现：反对宗教极端，寻求阿拉伯文化的革新之道， 探索传统与现代化的适应性， 是过去一百多年以来大多数阿拉伯思想家一直孜孜以求的目标。“9·11”事件以来， 对包括宗教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寻找当今阿拉伯社会困境重重的深层次思想与文化根源，力求以现代、理性、宽容的理念诠释伊斯兰教，倡导开放、中正、与时俱进的阿拉伯新文化，已经成为许多阿拉伯知识分子、宗教学者、政治精英的共识。这方面的思想与学术成果也为数众多。但遗憾的是， 这些重要成果很少译介成中文。这种状况亟需改变，因为译介这些著作不仅可为我们更好地了解阿拉伯社会提供素材 而且能为中国伊斯兰教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不可或缺的借鉴资源，这可以帮助我国穆斯林群体了解什么是宗教极端， 也有助于他们了解宗教现代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中国图书在阿译介不可操之过急

记者：中国图书在阿拉伯世界的译介、出版现状如何？目前取得了哪些成绩以及面临什么问题？

薛庆国：

总体而言，阿拉伯世界对中国文化、中国图书一直是比较陌生的。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外文局等单位的中国译者在阿拉伯专家的帮助下，将不少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及其他题材的作品译成阿拉伯文。近一二十年来，阿拉伯国家（主要是埃及）自己培养的汉学家也逐渐成熟，并成为译介中国图书的主力，近年来的翻译成果颇为丰硕。多位在阿拉伯文坛、思想界具有重要影响的友好人士，一直关心、鼓励中国作品的译介。我国政府资助的一些出版项目，如“大中华文库”“中阿经典互译工程”“丝路书香工程”也推出了不少汉译阿图书，对阿拉伯读者了解中国起到了积极作用。阿拉伯国家也有一些与中国图书有关的出版项目，并翻译出版了部分中国图书。

近几年译成阿拉伯语的各类中文作品虽然颇有一些规模，但据我所知，在阿拉伯国家的书店里仍然很少见到译成阿拉伯语的中国图书， 能在阿拉伯文化界、知识界产生重要影响的图书更是鲜见。其中关键原因之一，是翻译出版过程中粗制滥造现象颇为普遍。据悉，一些中文专业刚毕业的阿拉伯年轻人、甚至在校大学生也都在翻译大部头著作，因此闹笑话、出洋相的译文比比皆是。北京一位阿拉伯语专家竟然在一部译成阿拉伯语的小说中找出4000多个错误！ 一些翻译出版项目也沦为华而不实、质量低劣的面子工程。图书出版方面的浮夸、造假现象亦屡见不鲜，个别出版机构为了夸大译介图书在国外的影响，甚至不止一次捏造中国作家获得阿拉伯国家“最高文化奖” 的虚假新闻，还子虚乌有地编造了“颁奖辞”“领奖辞”，在国内外都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实事求是而言，无论在阿拉伯国家还是我国，真正能将文学、学术作品高水平地译成阿拉伯语的译者，都是屈指可数的。所以，中文图书走向阿拉伯世界是一件急不得的事情，过于宏大的出版“计划”和“工程”，必然意味着粗制滥造，反而会对中国图书产生“砸牌子”式伤害，而且会损害严肃认真的高水平译者的积极性。据我所知，已有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学者、汉学家对中国图书走向阿拉伯世界过程中的诸多乱象忧心忡忡，他们正通过各种途径反映问题，希望这些情况引起有关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我认为，由政府资助中国图书“走出去”是一件好事，但制定规划时不能贪多、贪大，要更好地了解阿拉伯读者的需求，尊重市场规律，发挥市场作用。此外，还亟需建立翻译和发行的评价、监督机制，杜绝劣质译文和造假行为。

中阿缺乏深层次了解

记者：您认为，中阿在文化交流合作过程中，是否存在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误读？

薛庆国： 

最大的误读，就是两个民族互相缺乏深层次的了解。正如中国公众对阿拉伯民族的了解大都停留在石油、宗教、面纱、落后、恐怖主义等肤浅且不实的印象上，阿拉伯民众想象的中国，也大都是廉价商品、稀奇古怪的食品、工作狂等刻板形象。当然，在跨文化传播中，也难免存在一些具体的误读，如阿拉伯文化具有鲜明的宗教文化特征，有些人会用伊斯兰教的概念和术语附会儒家思想，认为儒学是一门“人为宗教”，其地位低于伊斯兰教等“天启宗教”。

此外， 中国文化中复杂的亲戚称谓、具有历史背景或地域特色的成语谚语 阿拉伯文化中体现沙漠、游牧文化特色的各种表述，也都容易造成文化误读。但是， 这些“误读”都是可以通过多交流、多阅读而得到匡正的。在本质上，中国文化与阿拉伯文化既相似又互补，各自都有其独特魅力，加上两大民族有着类似的历史遭遇，还有长期友好交往的历史，因此中阿文化完全能够通过沟通、交流而互相欣赏、取长补短。我相信中阿文化交流前景广阔，两个民族的深厚友谊也必将得到进一步发展。

文章来源：国际出版周报 42期

编辑：彭允心